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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版《血战钢锯岭》,一天救护47名战友,和俘虏同吃一块饼干

大家好,我是霞姐。

喜欢看战争电影的朋友,一定看过《血战钢锯岭》。

电影是根据真实战争故事改编的,男性的热血,历史的沧桑,时代的浮沉,都浓缩在这部电影中,令人叹为观止。

电影2016年在中国首映,有个意外走进影院的观众看完后惊呼,这不就是盗版我的故事吗?

这个观众叫张兴武。1984年4月28日收复老山的战役中,他是主攻营9连的卫生员。

就在上周五,他来到我们编辑部,讲述了40年前比血战钢锯岭还悲壮的一天。

那一天,在老山,到处都是呼喊他的声音。



我人生中有两件冥冥中注定的事。

先说第一件给你们听听。

那是2016年12月,我在昆明参加一场活动,那天是8号。

活动结束我就自己先出来了,还鬼使神差走进一家商场,又冥冥中上了四楼。

看到一家电影院,我平时从来不去商场看电影,但那天就无意中买了一张电影票,走进了电影院。

好巧,是《血战钢锯岭》在国内首映。

我之前根本没听说的这个电影,也不知道电影讲什么的。

我坐着看完了,心说,妈的,这盗版怎么这么快呀?电影跟我刚讲的完全一样嘛。

电影结束没多久,我的电话就响了。

是北京总参谋部的一个战友,他在电话里激动地给我说,兴武,赶快去看《血战钢锯岭》,跟你讲的完全一样。

是的,我和电影里那个卫生员一样,也是不愿带枪上战场。

不仅如此,他救战俘,我也救了,他救了几十个战友,我一天也救了47个。

他血战的是钢锯岭,我血战的是老山。



我是1982年10月份入伍的,当时刚满16周岁,为了能当兵,就虚报了年龄。

你要问我为什么当兵,说实话,就是不爱读书,太调皮了。

我是河北定县人,父母都有工作,我又是家里的独苗,在家里,那也是饭要递到嘴边来的。

当时,云南那边还在打仗,我们家在内陆,也是知道情况的。家里人也支持我去当兵,没想会不会上战场,主要还是想让我锻炼一下。

到了部队后,我还是个娃娃兵,人也机灵,领导很照顾我,可能又看我文化水平是高中,就抽我去做卫生员,其实我初中都还没毕业。

很奇怪,在家不爱读书,可到了部队,我学习特别刻苦,门门都在95分以上。

一大本厚厚的战地救护书,我背得烂熟。现在回想,要有那劲,什么好大学都能考上。

除了学文化知识,就是刻苦练习阵地救护,拿毛巾把眼睛捂上,摸人的伤,打开急救包进行救护,练习不同伤怎么包扎、腿部如何固定。

我是118团3营9连唯一的卫生员,权利不小,查房,照顾请假的战士,报告装病的人,等于是连长的眼睛,大家都有一点怕我。


我(后排左一)和班里战友们合影

连长李玉成对我们训练要求非常严格,爱骂人。

我第一次投弹,很紧张,从坑道扔出去,没投远,刚过坑道,连长上去就把我按在地上揍。

我知道那是为我好,也不生气。

我们连长他是老兵,79年、81年都上过战场,打仗中指挥就很到位,我们非常崇拜他,团里也很重视他。

我在部队最不习惯的就是拉练走山路,特别是走梯田田埂,一会儿就摔进去,浑身都是泥巴。

云贵川的战友就不一样,走田埂也如履平地,走一晚上最多湿个脚面。

我玩得最好的战友就是史光柱,他是4班班长。

光柱非常机灵,每次班战术指挥,在我们团都能取得好名次。

1984年4月,收复老山战役即将打响。

奔赴战场前,我在背囊和野战药箱中塞满了急救包、杜冷丁、吗啡等急救药具药品,还告诉班长说要多带救急包和药品器,我不带枪了。

班长一听,不能同意,跟我争吵起来,还踹了我两脚。

我也没生气,知道他的出发点是为我好,毕竟战场上随时有可能遇到敌人。

但我还是坚持不带,我想我是抢救伤员的,背了枪,急救包就背不了。再说,我带着枪,我是该去战斗,还是该抢救人。

我说,如果不带枪我违反军规,等打完仗后,你再处罚我。

这事还闹到连长那里,连长出面调解,说我不想背就不背了。

上战场的时候,我身上只有四颗手榴弹,但却携带了60个急救包,有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械,超过了部队规定的连队卫生员标配的好几倍。

光柱知道我没带枪,就把他防身用的匕首给了我防身。那不是部队发的,是他个人自制的,他最喜爱的匕首。

他还很认真地对我说:“兴武,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了,你一定要尽量把我的尸体找到!”

这把匕首我也没带,被一个河南老兵借走了。

我和光柱20年后再见,见面第一句话他就问我,我给你的那把匕首还有没有啊?



1984年4月28日,收复老山正式打响。

我们9连作为老山主攻营的左翼攻击连,担负着突破57号高地,夺占50号高地,而后向老山主峰进攻的艰巨任务。

按照计划,2排、3排攻打57号高地,拿下阵地。3排转攻为守,既可掩护1排、2排穿越纵深攻击50号高地,又可协助8连正面攻击主峰。

57号高地位于老山主峰一侧,离主峰300多米,草深林密,地况复杂。

战斗还没开始,敌人就在阵地前沿我军有可能潜伏的区域设立火炮封锁区,进行地毯式轰炸。

很快我就遇到了我的第一个伤员。

他叫任泉伟,在往敌人阵地冲锋的途中遭到敌人炮火覆盖,腹股沟的动脉被弹片击中,血流个不停。

如果伤口低一点在腿上,就好固定住,但这个位置无法止血。

我将他紧紧抱在怀里,失声痛哭着却无计可施。

他也双手搂着我,对我说你不要管我了,最后,他就以这个姿势牺牲在我怀里的。

我来不及悲伤,又有一个战友突然倒下去,我匍匐着过去一看,人不行了,却看不到伤口。

我趴在地上,把他的衣服剪开,发现身上有一个小孔,指甲盖还小的弹片,正好打进他的心脏,人就这么没了。

更可恶的是,越军没有围绕高地半山腰不间断地埋设地雷,而是有选择地设置不规则雷场。

只要是隐蔽处不便于火力覆盖的地方,都埋设了地雷,留下虚虚实实不同的缺口供我军进攻,以便集中火力打击我军。

6点30分,上级命令2排发起进攻。

光柱率领4班,担任排的主攻班,向敌阵地冲过去。也没时间等着爆破排雷,直接就在雷区上蹚过去了。

敌人发现了冲锋中的2排,疯狂地炮火拦阻,封锁他们的进攻路线。

光柱灵活指挥,带领战士们继续向前冲击。

冲击路上,左侧树林中的敌人就向他打来了几梭子曳光弹,光柱第一次负伤,左小腿中弹。他自己估计伤不重,连伤口都没有看一下,就继续向前冲击。

4班轻机枪手秦安金,左脚掌被地雷炸断,我匍匐过去,捆扎好他大腿根的主动脉,让他下去接受治疗。他拖着炸断的脚掌,不听我劝阻,又往前冲过去。

4班战士郭从周腿部和肩部被炮弹炸伤,浑身是血,我给他包扎腿部伤口时,急于杀敌的小郭大喊道:“卫生员,请你快点!我还要继续参加战斗!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!”

我刚刚给郭从周包扎好肩部伤口,他就迫不及待的站起身,继续冲向战场。

还有一个叫张相华的山东战友,轻机枪手,说话比较粗犷。

他是胳膊负伤,我给他包扎的时候,他拿枪指着越军阵地骂,“,我端了他们去。”

他妈的

我刚给他包扎完了,他就冲上去了。

后来,我在50号高地的第一道战壕旁看见了他,他头朝下,头部中弹牺牲。

要说我们9连战友,那个个都是勇敢的。



战场上还是到处听到“担架,担架……急救包……”的声音。

我根本没时间用眼睛去看,因为还要想着怎么包扎、怎么固定,手上不能停。

而且,敌人火力猛烈,我只能爬着或者躺着,侧身为战友包扎。

好在我的手非常利索,抢救完一个伤员,已经耳朵听出哪边叫声比较近,我就赶紧匍匐过去抢救。

经我抢救之后,很多战士都负伤坚持战斗,像5班副班长粟多武胯部负伤,5班班长杨孝,胳膊枪伤、臀部大面积炮弹伤。

副连长孙明玉双腿负伤无法站立,依旧不愿撤离,一边坚持指挥,一边为赶来增援的战友指示目标。

许多经我救护包扎的战友,像郭从周、田应民、王龙贵、季光能等等,都是负伤包扎后再次投入战斗。

炊事班班长文明勇负责搬运重伤员,他的眉骨被敌弹片击中,鲜血涌出,他一手捂着伤口,另一只手将一名重伤员揽在腋下,从暴露在敌人火力的地段,急速飞奔将战友抢送到我身边。

我们抢救一个战士,他就能多一些时间战斗。

所以,战场上有专门针对卫生员的狙击手。

我虽然没有佩戴任何标记,但药箱上依然有小小的红十字标,越军狙击手观察到了以后,就针对性地进行攻击。

但万幸的是,我竟然幸运地躲过了全部子弹,连根头发丝都没伤到,实属奇迹。


越战中我军的卫生员

我印象最深的是救罗光华。

他是胳膊负伤,我低姿匍匐爬到他的身边,撕开急救包给他包扎。

把罗光华的伤口包扎好后,让罗光华负责两个地雷炸掉的脚掌和脚后跟的伤员后撤,我则继续去抢救其他伤员。

刚走出二三十米远,一发炮弹就落在他们身上,三人当场牺牲。

四十年了,每当我回想起这3位战友牺牲的情景,常常流泪。我当时离他们那么近,我没事,不就是老天爷要我活着,多救几个人吗?

这些人都是我战友的,那都是一起同生入死的,一起入伍的,也都是在一个军旗下,在一个锅里吃饭的战友。那还有什么想呢?抢救啊?没什么想的,就是抢救。

很快,我带的60个急救包就用完了。

老山地况复杂,战前规定,凡是掉队的,迷失方向离开本部的,不管是谁,身处何地,哪里枪响就向哪里靠拢,枪声就是命令。

还有其他连的战友加入到9连攻打57、50号高地战斗行列。

1连有个班掉队,听到57号高地厮杀,匆匆赶来。几排炮弹砸来,班长和两个战士负伤,我匍匐爬到他们身边,一摸身上的急救包只剩一个,一个急救包如何救护?

情急之下,我只能拉上两个轻伤员一起顶着狂轰乱炸到烈士身上搜寻急救包。

烈士的急救包也用完了,受伤的战友太多了,绷带没了,战友还在流着血,止不住血,腿没地方固定。

我一激动,抓起自己当时穿的白衬衣,用牙咬,用手撕,扯下来布条当绷带,包在战士的伤口上止血。

这边战友的伤口还没处理完,另一边又在呼喊卫生员。

我扶着伤员,把他送到隐蔽部位,然后又撕衬衫,把布条系在树上当标识,告诉之后上来的担架队,这里有伤员。

这件衬衣撕掉三分之一多,破破烂烂的,我就一直穿着,直到从阵地上退下来,在南温河洗衣服时才脱下来,看这件衬衣实在没法穿了,就随手扔掉了。

没想到第二天,四个兜的干部来人找我要这件衬衣,说要送到军史馆去展出。

我只能说,你们早来一天就好了,刚扔掉。

现在说起来,战友们还遗憾呢,说那件衬衣不是你一个人的,那件衬衣应该是国家的,是全世界的。

我哪知道,我一个18岁不到的卫生员,哪有那么高的境界,想那么远。



战场上,很多时候行为都是本能反应,不可能深思熟虑。

记得在一处被炮弹炸断大片树木的丛林中,一个胳膊负伤、正流淌着鲜血的伤员对我吼道:“你是干什么吃的,赶快给老子抢救伤员!”

他穿着四个口袋的干部军服,是重机枪三连副指导员熊永宁,要求我立即抢救躺在地上的4个重伤员。

他是中弹负伤,他们连的通信员负重伤,还有两个战友被炮弹炸伤。

我十分理解他的心情,没有辩解,跨了两步来到一名重伤员身边,双膝跪地用最后一个急救包为他包扎。

我还太着急,抱着熊副指导员大哭,告诉他我携带的急救包已用完了。

此时,他还一边继续带伤指挥战斗,一边通过步话机,向营部报告部队的战况及伤亡情况。

我一把抢过指挥员的步话机,哭喊着说:

“首长,我是9连卫生员张兴武,我的急救包全部用完了,还有许多伤员急需抢救。

如果你们再不送急救包过来,许多伤员就没命了,请求首长马上派人送急救包过来!快!快快!越快越好!”

接到我的呼救之后,臧雷营长命令把营指挥所全体人员的急救包都收集起来,命令营部通讯班班长熊自祥务必克服一切困难,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些急救包送往9连阵地。

等待的时候,我把许多伤员集中在大树下,有的伤员的伤口包扎好了,有的因没有急救包而没有包扎,鲜血不断地从伤口往外涌。

熊班长很快赶到9连连部,把将数十个急救包交到李玉成连长的手中,接着就跃入枪林弹雨,飞速原路返回到营指挥所。

为此,营长当场宣布给熊班长报请三等功一次。


我在老山前线

刚拿到急救包,我就听到李副连长在喊我,“卫生员,4班长负伤了。”

夺占了57号高地之后,史光柱迅速调整了全排的战斗部署,一鼓作气,和跟上来的代理副连长李金平同志一起,带领战士们开始攻打50号高地。

又经过几次受伤之后,李金平副连长踩响了一颗敌人埋设的压发地雷。

随着一声爆炸,史光柱被地雷的碎片打倒在地上,脸部被打进几十块地雷碎片,左眼球被炸出眼眶吊在外边。

我过去一看,李副连长脚断了,我先给他止血包扎,固定好后,我才在交通壕里找到光柱。

光柱已经先后四次负伤,光重伤部位就有八九处,之前包扎的很简单,都散开了,还在流血。

光柱他早可以退下战场,但真的是轻伤不下火线,英雄得很。

而现在,光柱的左眼球被炸出眼眶,右眼也被两块弹片击中,脸上很多弹片,全肿起来了。

现在想想,我应该是他失明前,最后见到的一张脸。

当时我就急了呀,这是我最好的战友,赶快给他打了一支杜冷丁止疼。

心里只有一个念头,一定要把他抢救过来,把他送下阵地,让他活下来。

经过急救后,当时阵地已经被我们拿下,就准备和另外5个战友一起护送光柱下火线。

没想到,敌人的炮弹还在打,2个战友负伤了,3个战友怕敌人反扑丢失阵地,只好选择继续坚守阵地。

阵地刚收复,没有路,雷区也没清理,我只有凭自己的印象去判断,避开地雷带着我最好的兄弟往前冲。



我最担心的就是光柱死掉,路上不停喊着他的名字。

终于,撤到了57号高地连指挥所里。

光柱短暂清醒了一会儿,很快又陷入昏迷之中。

我给他打了急救针,看他到处是伤,把能够用的药物都给用上了,并使劲掰开他干裂的嘴唇,勉强喂了一点点水。

按理这个时候,应该给他打抗休克、抗感染的急救针,但药早已用完,没办法。

我那时是真悔恨自己当初为何不再多带一点急救包和急救药品。

差不多半个小时,光柱醒了过来,第一句话却是:“连长,对不起,我没有完成好任务!”

我对这句话记得特别深,因为当时就是我扶着他,他突然说出来的。

你说,谁听了不感动。


光柱永远失去了视力

连长命令我迅速把光柱往后送,因担架队目标太大山路太险上不来,我只能一个人把光柱送回团部卫生队。

我搀扶着光柱慢慢走,没走多远,他再次昏迷。

连续十多个小时的战地救护,我的体力早已严重透支,只能背着光柱一步一步地挪动。

后面,实在是背不动,我就用一根背包绳绑住他的武装带,平路我就拽着他走。碰到悬崖,有两三米那种,我就将他吊着慢慢放下去,然后我再下去,到了上坡的地方,又拖着他往坡上拉。

有时,拖在地面上的光柱撞在石头和树桩上。每次发生碰撞,我都觉得把他撞痛了。

后来才知道,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怎么下来的,他早疼昏了。

我倒是记得光柱被撞醒过来一次,他断断续续地说:“兴武兄弟,我快不行了……别管我,你自己撤回安全的地方去吧,这样下去,我们谁也活不了。”

我能扔下他不管吗?我是卫生员,也是他的好战友,只要战友还有一口气,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,我也要救他呀。

路上还真有炮弹打过来,这是后方的越军漫无目的地打炮。

炮弹爆炸的瞬间,我一把就将光柱扑倒在地,炸飞的泥土和碎石,落了一身,还好我们安然无恙。

几公里路,经过好几个小时的跋涉,我终于将光柱送往团部卫生所,团卫生队紧急输血,作了抗休克、抗感染处理后,把他的命保住了。

光柱受伤是下午一两点钟,我送完他再返回到连指挥所,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。

连长又给我了一个任务,要我送一个越南俘虏。

连长还说,你送他,他如果要死了,你也死。

我知道了,这任务有多么重要。



我抢救了一天的战友,刚刚才送回一个自己最亲密的战友,现在要送一个战俘,心里的滋味我说不好。

首先是不敢打。连长给我下了命令必须保证他的安全,我得保护他。

但心里早想打他了,甚至恨不得枪毙了他,可是我也知道,救一个俘虏就等于抢救了我们一个战友。

日后对换俘虏,他能换回我们一个战友。

所以只能忍着。

这个俘虏右腿伤得不轻,走的时候他只能动一个腿。

当天晚上又下了小雨,那个俘虏和我,我们两个披一件战士配备的雨衣。

他看着我这边雨衣少了,还扯扯雨衣给我多披一下。下了雨的山坡特别滑,一站起来走就要摔跟头,我和他都蹲在地上,一点点蹭下去的。

我身上就剩一块压缩饼干了。他一半,我一半。

水壶里还有半壶水,我们吃干的饼干后口渴,也是他一口我一口。

路上,我们没有太多交流,俘虏全程都很老实,没有试图逃跑和袭击我。最终,我就是这样怀着复杂的心情,把俘虏送到团指挥所。


我年轻时候的军装照

说起来那场景我印象深刻,团指挥所首长都等着这个俘虏呢,帐篷里灯火通明,桌子上放了好几个菜。

首长见到我们先安排俘虏吃一顿,然后给我说,你任务完成了,回本阵地去。

我也好几天没吃饭了,回去的路上,看见牺牲烈士在地上躺着,还没往下抬,就在他们身上搜东西吃搜水壶的水喝。

我就一个人,走到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,才到我们守的阵地上。

刚到防御阵地,见大家开始给自己挖猫耳洞,那是救命的地方。

我连续走了几天几夜,实在太困了,刚挖了一个小坑,就坐在里边睡着了。

当天的老山战报的头条就有我的名字,授予我为阵地二等功,和“模范战地卫生员”称号。

后来,我的战友们讲,他们查了所有资料,一天之内在阵地上救护47个伤员的,唯独我自己。

现在想想看,那时候我 18 岁都不到,我也为自己自豪。



收复老山后,我们就在老山参与防御作战,直到8月16日才撤下来。

那三四个月,我每天都要在雷区中穿梭,跑来跑去看护战友,当时并不觉得危险,大家踩出来的一条小路,跑着就过去了。

年轻,心态好,身体素质好。

我的18岁生日,也是在老山度过的,连我自己都不记得生日这回事了。

都说生日,也是母亲的受难日,这话真不假,我在老山三四个月,人成长了,而我41岁的母亲,三个月头发全白了。

4·28战斗打响后,烈士遗物和消息开始陆续往家里送。

我母亲是商场的售货员,她单位离邮局不到一公里,她每天都要走去邮局看一眼。

这一公里,母亲是用尽全身力气,一步步挪,动不动就坐下来休息,走上好长时间。

她是既盼邮局有我的来信,又怕邮局有我的消息。

每次到了邮局,她也是不敢进门,在门口徘徊。

邮局工作人员隔着门看见她了,跟她摆摆手,告诉她没事,她这才敢再进邮局看看。

母亲的头发就这样全白完了。

我退下战场后,在医院时赶紧给家里写信,除了报平安,最后还加了一句,战场上太苦,给我寄20块钱,我要买烟抽。

等我复原回家,我母亲哭着跟我说,别说20了,就算你要200我也给你寄过去。

父母那时工资加起来,一个月才二三十块,可想母亲知道我活着是多么的开心。

我的母亲是这样,我那么多牺牲战友的家里,又有多少个白发的母亲,不敢想呀。


2020年我和光柱在他的塑像前合影

我回家快20年,等来了光柱的电话。

光柱在收复老山战斗中,荣立一等功,被中央军委授予"战斗英雄"称号。

他真的很坚强,双目失明后,开始自学写作,是中国第一位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的盲人。

光柱创作的作品,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,被誉为中国的"保尔·柯察金"。

我想着他肯定早忘记我了,没想到他一直在找我。那时候通讯不方便,找人很困难。

有一回,光柱去贵州省博物馆剪彩,认识了当地武装部的部长,那个部长正好是我的战友,也是老乡。

光柱这才有我的消息,我们通上电话,马上约了见面。

20年没见面,一见面他就问我,给你的匕首还在吗?

在光柱家,我们喝了一夜的酒,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清醒。

光柱名气大,有号召力,他一直在做慈善公益,帮扶伤残老兵和困难烈属,我也就跟着他一起做。

那种生死与共的战友情,一般人理解不了的。



这些年,我们这些幸存的老战友也经常聚会,免不了要回忆起4·28那一天。

很多我自己的事,我都不记得了,他们帮我记着呢。不仅我们9连的战友记得,其他连的战友也都还记得。

118团3营机枪3连指导员熊永宁回忆说:

“ 担架……担架……这一声声救命的呼叫,是我在老战斗中的亲身经历。每当想起,我泪流满面,因为那是血的教训。

老山战斗中,当我们进攻到57号高地时,我通信员负重伤,半小时后,我又中弹负伤。

正当我连刘陆昌,马正土,李学斌抢救我时,敌人一发炮弹在我们不远处爆炸,当场炸伤两个,三个血淋淋的躺下,李学斌傻眼了。

就在这关键时刻,一位北方小战士出现,他就是九连卫生员,来到我跟前,他抱着我大哭,因为我们都没有救护器材,被先负伤的用完了,他就解下我的绑腿进行止血固定。

这时我指挥机传来了教导员刘学帮安慰和鼓励的声音,卫生员接过耳机撕心裂肺的呼叫着担架。那哭声,呼叫声几十年还在我脑海出现。”

118团主攻营主攻连8连张川排长也回忆说:

“我在攻击阵地前沿,亲眼目睹张兴武抢救我连战土徐明忠全过程,惊心动魂,永生难忘。

徐明忠被弹片击中头都天灵盖(前头盖骨,至今缺损,垫钢板),当时脑浆血水井喷,生命危急,张兴武冒着枪林弹雨,置生命不顾,硬从死神手里抢下一条活生生的生命,至今徐明忠逢人便说此故事,兴武是我们战士活着的英雄,无可非议。”

这几年,我每年都回云南,我不去老山,但麻栗坡烈士陵园每次都去。

这里躺着的很多烈士,都是通过我的手抢救的,或牺牲以后我整理的遗物,所以我和别人感情不一样。

我第一次去,心里真的太伤心。

我就说战友们呀,你们别让我上碑前去了,你们上烈士塔来吧,我在这儿陪着你们喝两盅。

这些话是发自内心说出来的,不是说作秀的。

上墓碑前,看到他们的照片,都是十六七岁的小娃娃,而我们都苍老了,心里头能不难受呀。

真实的战争太残酷了,用语言形容不了。

想想麻栗坡的战友,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。

我有家庭,有儿女。他们呢,什么也没有,就墓碑上一张小照片,过个几十年,谁还记得他们,谁还记得我们。


我和光柱在麻栗坡祭奠牺牲的战士

我前面不是说过有两件冥冥中注定的事吗?

给你们说说第二件。

2018年,我接受《对话国家英雄》的采访,从浙江回来,在家里喝两天酒,是喝得有点多,但我自己并没什么不适。

但9月15号那天,我就突然的想上医院去查查。

到医院先看见副院长,我说查个心脏去,他说,你那里不舒服吗?

我笑着说,没事,预防为主。

然后我就上了7楼心内科,查查心脏,做彩超、CT。

医生在电脑上看见检查结果就傻了,说你赶快躺下,给我输上液。

我还想,喝酒输什么液。

很快,他们把专家们都叫过来了。

我心说真有事啊?可我自己什么症状也没有呀。接着,我上了手术台,6个小时大手术,给心脏换了主动脉,还搭了桥。

这件事和《血战钢锯岭》,都让我感觉到,冥冥之中,是那些战友在看着我,在保护我了。

所以,我经常说,我们这些幸存者,都是为牺牲的战友活。

能多活一天,多活一年,就尽自己的能力,多做一点事。

所以,对你们记录老兵故事,我是非常支持的,很多老兵都不在了,减的越来越快。

抓紧机会搜集我们这点资料,也给以后的年轻人看看。

现在有人说,一代人不如一代,我不这样认为,祖国需要到你们,你们也会挺身而出,甚至比我们做得还优秀。

因为这种爱国,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。



客观来说,张兴武不是擅长讲故事的老兵,但我却莫名被他打动。

他一开始就很认真地告诉我,完整连贯的他没法讲,让我来提问,他来回答。

张兴武的故事看似零散,但主题明确,就是怎么救护,救一个是一个。

现在他能想起的每一个细节,都是环绕在他记忆里四十年的场景,是真正的刻骨铭心。

我也沉浸在他所说的冥冥之中,是呀,他在雷区跑来跑去,竟然毫发无伤,这个奇迹更像一个神谕:

他得活着,因为战友需要他。

我们总是把奖章送给死者和先烈,歌颂他们为国家和后人做出的牺牲。

但我们是否曾想过,战士们其实最想要的嘉奖,是活着看到和平与胜利到来的那一天,而不是成为一座被缅怀的冰冷墓碑。

在战场上,为国家而战和为自己而战并不矛盾,死亡在炮火中是最轻而易举的事情,相反,活着却难得多,而救活一个人,则难上加难。

能给那满山遍野的呼救声,一点活的希望的,只有卫生员,哪怕他还未满18岁。

这也是为何一个战地卫生员如此打动我的原因。

因为他不仅减轻了士兵对死亡的恐惧,更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勇敢和忠诚。

编辑:霞姐 思聪

图片来源:张兴武提供,部分来源于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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